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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有专门的审判机构外，这些国家也注重少年案件在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各个关键的程序性环节的衔接性。
从更广意义上来讲，诸如上文所述的自然与人性基础和社会政治需要等也是其他刑罚如自由刑、财产刑、生命刑的存在基础，但并不是唯一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这类刑罚仍然能有效地发挥其惩罚犯罪的作用。耻辱刑相比死刑或者非常残忍的肉刑来说，其惩罚力度、给受刑人带来的肉体痛苦性都要小很多。
（《旧唐书?张嘉贞传》） 同样是在唐开元年间，监察御史蒋挺在监督决杖刑时稍轻，被判处朝堂杖之，同是监察御史的张廷珪奏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否则，若不是以此观念为基础，髡耐之刑对于受刑人来说，就如今日理发刮胡一样，也就毫无任何惩戒意义了。缺少二维，国家就会危险。这种不带来剧烈肉体痛苦，也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罚，对于稍微有廉耻心的人来说，却可以做到惩罚得淋漓尽致，令其没齿难忘。从这两点上来看，耻辱刑在恫吓儆阻效尤这方面的表现，相比其他刑罚，确实尤为明显。
心智正常的受刑人，一般来说都会从内心深处感到自责和羞辱，再加上耻辱刑常常将这种耻辱效果放大、扩大，这就加大了受刑人在精神上的痛苦感。所谓社会性指的就是，对耻的认知并不是以某一个人的标准为权威，而是以全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为标准。法律援助制度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法律扶贫，国家通过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帮助法律援助受援群体接受免费法律服务，通过努力实现司法平等，从而达到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我国律师的定位经历了从国家的身份到社会人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拓宽了律师服务领域，即达致社会的各个层面，而且改变了律师提供责任的方式，律师对社会的公共利益承担一定的责任。律师职业具有公共性，公共性提倡律师对公众利益和社会正义所负有的责任。（二）律师职业的公共属性决定其承担法律援助的责任 律师职业所属的法律职业的核心特点是公共服务，公正和公共福祉则是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职业的理想。70年代末，欧洲部长会议就法律援助发表了一项宣言，认为获得司法程序上的公正的权利是任何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并郑重宣布法律援助再不能被看作的一种慈善行为，而应是整个社会的一项义务。
美国《联邦宪法》规定：在一切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了使这一宪法规定付诸实现，美国是通过一系列的判决逐渐实现的。我国目前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具有双重性，既包括管理，也包括提供服务，该双重性导致法律援助机构的机构性质及职责定性都模糊不清，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不统一，存在行政性质法律援助机构、参照公务员管理法律援助机构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三类，这种局面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甚至某些设区的市内部所属各区县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也不尽相同，而不同的机构性质导致人员的入口、管理、待遇等方面的不同，影响法律援助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进而影响法律援助服务的供给能力。
在社会方面，律师履行社会责任多表现在：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公益法律服务，提供和扩大就业，从事慈善事业，参与教学研究，发表著作和研究成果。尤其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强化，法律援助逐渐宪法化和国际化，各国纷纷通过专门的立法对法律援助作出了规定。现代文明的诉讼更加注重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被追诉人不再是受刑讯的诉讼客体，而成为诉讼的主体，他们也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具有人格尊严。[12]但是这里指的是一种狭义的社会责任，即律师利用其独特的知识构成、法律技能，从事律师职业行为并以推动法治、提高公众对律师的信任以及对于法治的信仰为指向的各种实践，或者虽以拓展业务或获取合法收益为目标，但客观达到提高公众对律师的信任与对法治的信仰的行为。
法律援助是公民享有的公正审判的权利。由于目前《法律援助条例》主要是对司法行政部门在实施相应的法律援助工作过程中的一些行为进行规范，但是并未对诉讼的三大主体，即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的行为和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就造成法律援助工作实践中滋生出衔接不当、协调配合失调的问题。社会责任是律师社会角色的必然要求，律师是面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即律师服务的对象就是社会，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也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对律师、医生及牧师等职业的人来说，最根本的价值是为公众服务的精神。
冲突有轻微的，也有严重的，轻微表现在侵权等，严重就可能构成了犯罪，救济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2] 张中：《弱势群体的法律救助——法律援助服务及其质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有社会就有责任，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中的相互承诺。律师到底有无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或责任？义务是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法律规定的对法律关系主体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不得行为的约束。
布莱克大法官在吉迪恩案中的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在我们对抗制的司法体制当中，任何一个被拖入审判而又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告，在没有律师的帮助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获得公平的审判……政府雇佣律师提起公诉，有财力的被告则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这些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一种广为接受的理念，刑事案件中的律师是一种必需品，而不是一种奢侈品。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及2017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颁布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扩大了法律援助对象、范围和阶段，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接轨。民事方面设立法律服务委员会，法国是法院设法律援助局，资金分别来源于国家、政府、社会捐助等。责任感是衡量一个人精神素质的重要指标。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害，根据案件的性质不同，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律师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捍卫宪法，律师通过代理与辩护保护每个公民的权利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法律援助立法研究项目组阶段性成果之一。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法律援助被认为是国家的一种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重要义务，国家专门投入资金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
另一方面，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也要获得相应的补助。（一）政府责任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与国家相比，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60年代，维护权利是各种运动常用的战略，其特点是将权利作为对国家义务的积极肯定而不是否定，作为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种保护。在现实生活的类似情况下，某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不再拘泥于具体的案件，而是瞄准了现行法律及制度的缺失，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实质平等理论，法律援助的责任必然应由国家承担。[7] 程滔：《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只有落实国家责任，才能使目前的实践举措连成一片、形成体系。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是最为规范、最为公正、最有效力的一种手段，但化解冲突只是诉讼的直接目的，保障人权可以说是诉讼的深层次的目的。
[8]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页。由于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有限，目前多数的法律援助案件需要由社会律师来承担，特别是刑事辩护全覆盖，更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律师参与。
【中文关键词】 法律援助。法律援助逐渐成为公民的一项权利的同时，也将成为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10] 参见朱昆、郭婕：《我国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政府与法治》2013年第5期。[5] 郭烁、符而加：《法律援助的故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页。
我国《律师法》42条和第50条分别规定，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律师如果不履行相应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局限性首先体现在，法律援助由政府作为责任主体无法完全体现其制度的设立目的，也不能有效地实施法律援助服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意识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间的差异，也达成了实质性平等才应为现代国家及社会所追求的共识，法律援助就是公民法定权利得以平等实现的重要保障。但是该种职业伦理道德却不足以成为规定律师援助义务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强制规定律师援助义务是缺乏正当性的。
美国律师协会（ABA）授命而成立的职业主义委员会于1986年发布了《为公共服务的精神：重燃律师职业主义的蓝皮书》，该报告不仅再次重申了律师界超越纯粹追求利润的商业主义，将追求公共利益作为首要目的的职业主义原则的态度。可以说律师也是维护人权的生力军。
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而相关方怠于转达给司法行政部门，也会造成法律援助实施的障碍。法律援助与司法机关的审判和监督行为密不可分，使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诉讼制度良好配合是司法机关的不可推卸责任。
众所周知，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但是律师服务也像奢侈品，穷人无钱去购买，而法律援助一开始被誉为穷人的法律，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援助也是资产阶级为协调贫富的利益冲突而设置。[2]特别是1966年联合国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4条第3款（丁）项明确规定各国政府[3]的法律援助责任，即任何被提起刑事指控的被告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最低限度的保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